杨理胜新石器时代的梅山先民及其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梅山先民及其文化

文/杨理胜

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表明，湖南进入新石器时代，是从距今约年左右的彭头山文化开始的。

从整体上说，新石器时代的湖南，序列比较清楚，但是在梅山地区，这个序列却并不清晰。梅山地区的考古材料少之又少，可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由于新石器时代湖南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一些文化差异，到了本时期有渐行渐远的趋势。梅山各地区所呈现的不同文化，在这个大环境下同样有所显现，这个对梅山地区往后的发展造成了并非微不足道的影响。

图1.新石器时代的梅山地区（曹黎静绘制）

和旧石器时代相比，梅山腹地的新石器地点有所增多。从已经发表的材料来看，大溪文化以前的新石器文化，梅山腹地阙如，但梅山边陲有黔阳高庙、征溪口、松溪口三处。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存，梅山腹地有安化易家庄一处，梅山西部有溆浦岔尾一处，其它都在梅山东北部的益阳市周边。屈家岭文化时期，梅山腹地亦属阙如，但梅山东郊有湘乡岱子坪这个重要遗址。到龙山文化时期，湖南地区的文化出现了大繁荣，梅山地区也相应出现了一批遗址。除了腹地的安化城埠坪、月园里、红藿溪三处遗址以及东郊延续至本时期的岱子坪遗址而外，梅山北部的益阳市和桃江县、宁乡县总计出现了一百余处龙山时期的遗址和地点，梅山西部的溆浦亦发现了龙家山遗址。（见图1）

除了上述出土地点以外，在梅山腹地的新化县文田镇，还出土了两件石矛。石矛经过磨制，极其工巧，或为祭器，属石峡文化遗存。（见图2）

图2.新化县文田镇出土的石矛（杨理胜提供图片）

关于中国史前的农业考古学文化，严文明先生认为可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晚期。新石器时代的三期，年代距今年至年间；铜石并用时代的两期年代为距今年至年之间，这个分界线大致在仰韶文化的早期。若据此划分，则长江中游洞庭湖西北岸地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早中期等属于史前农业考古学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族属大致与庖牺氏、神农氏在时间上对应；而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族属大致与黄帝、蚩尤、尧、舜、禹在时间上相当。

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的主人是三苗，这在学界已基本得到共识。屈家岭文化以前的大溪文化，其腹地在江汉平原，但澧水流域也存在着大溪文化的三元宫类型。借于常理，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大溪文化也应该是三苗的文化遗存，但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言：“这在逻辑上不是无懈可击的。”

关于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就有过旷日持久的讨论，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大溪文化是在吸收众多东方文化因素以后转变为屈家岭文化的。韩建业与杨新改二位先生认为屈家岭文化的形成与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苗蛮集团系从东夷集团分化而来，其说可参。

关于三苗的族源，文献有源于炎帝系统、黄帝系统、九黎后裔以及南蛮系统四说。源于炎、黄之谬，刘玉堂、李安清先生辨之甚详，此处不赘。但是刘、李二先生所否认的“三苗为九黎后裔”的观点，我们认为可以作为东夷文化南下后与三苗融合的证据，这在肯定“三苗为南蛮系统”的大前提下仍然与事实无亏。

大溪文化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梅山西部边陲有黔阳高庙、辰溪征溪口、松溪口等三处地点。从出土遗存来看，黔阳高庙遗址发现了两件与牛崇拜相关的兽面图案，松溪口遗址发现了一对经过装饰并且保存完整的牛角，这似乎说明了本地有一个以牛为图腾的氏族存在。此外，松溪口另出一件用蚌壳摆塑的犬，这也暗示本地有一个民族与犬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地区的临近，这两支民族有可能迁徙而至，成为了梅山先民。

大溪文化时期，梅山西部、西北部的文化大体沿袭了大溪以前的格局。安化易家庄的梅山先民，如果不是旧石器时代小淹、杨石村、苞芷村先民的后裔，一定是从澧水流域或沅水下游迁徙而至的。

梅山北部地区，本时期在沿袭大溪以前文化格局的同时，也受到了一支来自鄂东以及大别山南麓的古文化的强烈影响。资水水系的蔡家园遗址“所出的盘口罐、曲沿罐、高领罐、盘口釜形鼎、高领球腹罐鼎、敛口圈足碗等在澧水流域大溪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只是因同时受湘江流域同期文化影响，同样有较为丰富的斜窝点、圆窝点、篦点、指甲纹、镂孔和绳纹”。潘茂辉先生指出，蔡家园遗存的文化内涵与堆子岭文化大致相同相近，二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范围内的同一文化类型。看来从大溪文化开始，梅山北部地区的文化面貌正逐步走向复杂。

梅山东部地区，来自鄂东以及大别山南麓的这支古文化的影响最南已至湘潭的堆子岭一带。从堆子岭“出土的三角缘厚胎红陶圜底大盆已处于退化阶段”、“出现大量明显拱背的鼎足，出现直口方唇折肩、腹下部斜收成尖圜底的瓮、带扳手的盆或罐、带檐的罐或釜”来看，来自鄂东和大别山南麓的文化因素在本时期已经占了上风。有学者指出：“从目前来看，堆子岭文化影响所及，已从湘江下游开始，溯江而上，进入两条河流，一是湘江中上游，另一个是资江中游”。湘潭附近连接湘、资水系的只有湘水的支流涟水，涟水的一个源头在资水中游的冷水江市太主山东麓，距资水仅有五公里之遥，距新化县城约15公里。我们有理由推断，堆子岭文化已经深入到了梅山的腹地，随着涟水流域考古的继续，本地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

屈家岭文化时期，就梅山北部地区而言，本时期的遗存极少，极显沉寂。

从梅山以东地区来看，屈家岭文化从洞庭湖假道之后溯湘水南下，达到长沙的腰塘、月亮山和湘乡的岱子坪。但考古显示：“岱子坪一期遗存中的盘形鼎与石峡文化中的盘鼎非常相似，岱子坪一期遗存中最多见的上有圆窝和刻划凹槽的鼎足，石峡也有发现”，“三足盘、豆、罐、盂等，也有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早期因素。”此外，“岱子坪一期遗存中所出的贯耳壶、带盖四系簋、折沿喇叭状圈足豆、带盖扁腹壶以及磨光黑陶为主的特征都有良渚文化早期的造型风格”。由此看来，本时期梅山东部地区的居民要么属于三苗，要么就有广东、江西以及长江下游等地的成分。

梅山以西地区，文化因袭罔替，屈家岭文化在此的影响有些微不足道。怀化高坎垅遗址出土的曲腹杯、小口长颈矮圈足壶等，相似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双腹豆、贴弦纹沿部有凹槽、凹底的高领罐，筒形圈足杯等又相似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按，怀化高坎垅遗址出土了双头犬型陶塑，舒向今先生由此认定五溪地区是盘瓠蛮的老家或发祥地。宋人晁补之《开梅山》诗中有对梅山先民盘瓠的描写，本篇创作时间虽不详，但“开梅”时晁补之十九岁，大抵可作为他对梅山先民之来源的基本观点，亦可以作为晁补之时代的宋人认为梅山先民为盘瓠后代的一个参照。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梅山北部地区较屈家岭时期有一次强势发展，益阳市周边地区再次被纳入文化圈之内，并且龙山文化还深入到了安化的城埠坪、月园里、红藿溪。据潘茂辉先生研究，漉湖石城山遗址和泽群关山遗址是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遗存，其器物具有石家河文化划城岗类型的特点，而石湖、新兴遗址属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与石家河文化的岱子坪类型文化面貌接近。按，城头山古城在屈家岭文化中期得到重筑，而石家河文化中期遭以废弃，这也似可说明湘西北的三苗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有所南进。今常德、桃源、安化三县交界处的枉水源头插合岭上有善卷祠，传为周代所建。善卷为尧舜时代的高人隐士，其事迹见于《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列子》《淮南子》等典籍。同治年间的《安化县志》载善卷不受天下以后，溯枉水而上一百余里来到安化地区的插合岭隐居，而今此地善卷的传说亦是不绝于缕。结合这几方面的材料，我们有理由认为，安化这三处地点的梅山先民应该就是龙山文化早中期从湘西北而来的三苗。

就梅山东部地区而言，湘乡岱子坪继续受到多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各有种姓”的百越民族在此时开始进驻了本地区。岱子坪下层常见的瓦状足盘形鼎、夹砂圜底小釜和有子口的盘、罐，相似器形在广东石峡、江西樊城堆、筑卫城遗址中可以看到，而岱子坪遗址几乎全为二次葬，类似的现象也见于石峡和樊城堆。此外，就先前胪列的湘乡地区的遗存来看，团鱼山遗址采集的石器有斧、有锛，陶器纹饰有网纹，绳纹，方格纹，弦纹，器形有鼎，罐，豆；状元洲遗址采集石器有斧、有锛，陶器纹饰有附加堆纹、方格纹、人字纹、刻板纹，器形有釜、壶、鼎，很显然这三个遗址都属于百越文化遗存。越人的出现，使得梅山地区的文化走向多元，也使得本地区的文化发生了重大改变。

梅山以西地区，典型的石家河文化遗存有沅陵两岔溪、麻阳青云坪以及靖州斗篷坡等处。但湘西南的斗篷坡与沅陵、麻阳两地相比，其遗物从陶质、纹饰、器形到风格都相去甚远，而与广东珠海后沙湾第二期、香洲棱角嘴、唐家镇大坞环和淇澳岛亚婆湾一期等遗存有相似之处，可见斗篷坡遗址中期遗存应属珠江水系的文化系统。何介钧先生指出：在五六千年以前的这一阶段，长江中游古文化通过沅江、西江通道，强烈影响岭南乃至珠江三角洲，而至新石器时代末期，珠江流域古文化又反过来显示出向北扩张的态势。我们可以认为，梅山以西地区的的文化，其主流并不针对梅山地区，所以尽管梅山西部边隘如沅陵、辰溪、黔阳等处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但这批文化遗存却没有出现向梅山蔓延的趋势。五溪地区的先民和梅山地区的先民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最终还是在遥荒远徼中渐行渐远了。

至于梅山以南地区，学者们以为本地存在着一支发展缓慢的古文化，因其在本时期与梅山地区鲜有瓜葛，姑且不论。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在新化县北端与益阳安化县接壤的大熊山东南麓，发现了一块石碑，碑上有“……葬蚩尤屋场之蝻蛇现”云云，这给学界提供了重大信息。著名民俗学家陈子艾、李新吾先生前往调查后，发现当地的陈姓、李姓族谱中亦记载有“蚩尤屋场”的地名，除此而外，当地故老亦有不少能讲一些关于蚩尤的传说，真是让人又惊又喜。揆诸考古材料，新化大熊山东南麓有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观音洞遗址位于圳上镇千家村东北，紫霄宫遗址位于新化茶溪乡云霄桥村南，它们和石碑的发现地点不过数公里之遥，和安化城埠坪等三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也不过数十公里。从龙山时期三苗部落的南进来看，新化这两处目前还没有确定时间的遗址极有可能也是龙山时期的遗存。三苗到达新化县以后，本地被其后裔名为“蚩尤屋场”，是顺理成章的。

图3.新化大熊山记载“蚩尤屋场”石碑（田彦拍摄）

在陈子艾和李新吾二先生发表的长文里，有两条原则性的结论：一、北宋开梅山时的梅山苗族、瑶族先民，是上古蚩尤部族的嫡裔；二、古梅山峒区域是上古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从考古资料来看，新化、安化等地有三苗部族聚居，族人信仰蚩尤，是不让人意外的。二位先生从民俗调查上得出的结论同样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支持。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两方面大致勾勒一下新石器时代梅山先民的基本状况：

其一，大溪文化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黔阳高庙、辰溪征溪口、松溪口三处以牛或犬为图腾的民族，有可能越过罗子山与雪峰山，进入了梅山地区。溆浦、武冈、隆回、邵阳、邵东等地的梅山先民，就目前的材料来说还不足以确指其族属，但散居于此的居民，如果不是旧石器时代本地居民的遗裔，就一定是在本时期或之后的某个时间迁徙而来。

其二，大溪文化时期，梅山腹地易家庄遗址的先民，因材料所限，其族属不详。

其三，屈家岭文化时期，梅山东部的湘乡市岱子坪出现了三苗，也出现了一批来自广东、江西以及长江下游的居民。梅山以西的怀化高坎垅本时期有一支以犬为图腾的民族，他们有可能在此时进入了梅山地区。

其四，龙山文化时期，梅山腹地的安化县城埠坪、月园里、红藿溪三处遗址，新化县观音洞、紫霄宫二处遗址，其主人可以认定为三苗。在梅山东部地区，越人到达了岱子坪，之后从团鱼山、状元洲等处缘涟水西进，到达了资水中游。

（本文系杨理胜《石器时代的梅山先民及其文化》一文节选，注释省略。经作者授权，发表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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