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人文常福寺考
常福寺，地处隆回县高平镇，宋熙宁之前地名为邵州高平乡大罗山，宋理宗之后至年为宝庆府新化县永宁乡常福村，后改为永固团常福九村，再改永固镇大石村，解放土改后（年）分大石为三村，常福寺位于大田村樟树下。
小时侯，偶听家中长辈谈起过家族与常福寺的因缘：高祖母得病，郎中无策，对曾祖兄弟三人言，常福寺天竹和尚，也许能诊。
兄弟三人忙请天竹和尚到家中为母诊病，诊后开了一个方子，曾伯祖江勤毓带方子去抓药，途中暴风雨，勤毓公在暴雨中过石河里时，单子掉落河中。但勤毓公记忆力超强，将看过一遍的方子给记住了，于是凭记忆去场坝上抓回中药。以防出错，回程路过常福寺时，特意找天竹和尚核实，是否抓错药。一报药名和剂量，丝毫无差。天竹和尚感慨勤毓有学医的天份，主动要求收勤毓公为徒弟。数年后，勤毓公成高平周边百里的一代名医，因常用名芝木，时人称之为木先生，又名为宝美，也称宝先生。
木先生传技于其子江枫岳，医院的筹建者兼第一任院长。江枫岳为笔者四叔公，据其传，常福寺开源袓师永宁和尚，曾因诊好梅山少峒主苏甘泻痢打摆子的恶疾，因此名声鹊起，岐黄之术方圆百里闻名。此医技在常福寺传至天竹和尚，一共三十一代，代代均为药石高手，尤其擅长诊泻痢病。第三十二代寺中后继无人，又感慨勤毓公有学医天份，便倾囊相授。至枫岳公为三十三代。枫岳公督子雪轩学医，八十年代未，江雪轩在邵阳医专读书时，曾因祖传的泻痢病药方，名噪一时。但雪轩心思不在医学，最终学不成器，因此常福寺医学自枫岳公处失传，令人扼腕。
少时听来此传说，心里便有了烙印。后来，想更清楚地了解常福寺的历史，可惜四叔公已过世。满世界地找寻记载常福寺的古籍，犹如大海捞针，好在总算搞出了一点点眉目，现综合史籍的记载与民间传说，列出我的一些看法。
据高平、罗洪、迎光、栗坪、大观、长鄄、太平等地方的民间传说，常福寺初建于唐末宋初，且有俗语云：先有常福寺，后有新化县。
从“先有”、“后有”俗语间，表达了两重关系：
一、顺序关系。时间的先后顺序，肯定了常福寺的修建，在新化县的建县之前。新化县史载：宋熙宁五年（年），湖南转运副使蔡煜开辟梅山，“东起宁乡司徒岭，南抵湘乡佛子岭，西及邵阳白沙寨，北至益阳四里河”，“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按古制：成年男曰丁女曰口），田二十四万余亩，以上梅山地置新化县”，“谓王化之一新也”，隶属于荆湖南路之邵州。
二、因果关系。宋熙宁前后，常福寺的和尚及当地百姓均以为，常福寺与新化的建县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常福寺的和尚在促成新化的建县当中起了关键作用，因此才有了代代相传的“先有”、“后有”之说。
为何认定此句有因果关系呢？一者，高平自吴孙皓宝鼎元年（）建县起，历东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等七国，至隋开皇九年（年）二月，隋文帝逼降陈后主陈叔宝，陈亡，高平省入昭陵止，建县历时年，早就是声名文物之地，古建筑远不止常福寺一处，且建于唐末宋初的常福寺，至新化建县时仅短短几十年，还算不上古建筑，为何独拿常福寺来说事？
再者，新化建县时期的多份史料曾记载，在新化建县的工作中，有和尚作为中间联络人起了关键作用。
据清道光版《宝庆府志·摭谈》记载：安化第七任知县吴致尧在《开远桥记》中专门讲述了这次“招降”的过程，全文如下：
介于湖湘南北间，有两梅山焉。广谷深渊，高岩峻壁，绳桥栈道，猿猱上下；自五季弃而夷之。食则燎肉，饮则引藤；衣制斑斓，言语侏离；出操戈戟，居枕铠弩；刀耕火种，摘山射猎，不能自通于中华。我神考经武圣谟，制自庙幄，乃遣中书佥正章惇经略其地。惇以诏使往大沩山，使刘次庄因浮屠往谕其酋。酋长扶氏，解发嵇首曰：“惟命是听。”于是启禁焉。天辟山川，神相桴鼓，斩茅而嘉林秀，徙石而寒泉冽；旷野平林，可锄可耘；急泷清濑，可渔可钓，若有所待以成太平开远之功也。
此段文字中，提到了招安的两名使者，一为刘次庄，一为“浮屠”，且说明为“因”。浮屠为和尚的代称。据新化学者杨德湘先生考证，刘次庄，字中叟，长沙人，善书法，因这次入梅山晓谕而得官，熙宁六年赐同进士出身。但那位和尚是谁？“记”中没说。再过了年后，新化邓显鹤先生才在《宝庆府志·摭谈》中摘转了《长沙府志》关于这段往事的记述：
宋熹（熙）宁间，章惇开梅山，兵抵宁乡，入沩山，转由径路进兵失利，退军梅山密印禅寺。傀饷缺乏，寺为供应。惇遣人入峒招谕，不从。峒主笃信佛法，乃遣长老颖诠三人入峒说之……卒悔悟，率众出降。惇奏凯，赐名“报恩”，特免本寺诸科差役。在这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虽然章惇驻军之地相同，《开远桥记》所述招降的对象是“酋长扶氏”，《长沙府志》的招降对象却是“峒主”。而“峒主”称谓，所有史籍中所指称的都是“苏氏”，东坡先生还特别讲明了是“苏甘”。是不是曾有过两次招安活动，对上、下梅山各有一次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或否定；
三者，《佛祖纲目》中有记载：
"绍铣，泉州人，得法智贤，住兴化。铣有度量，牧千众，如数一二三四。长沙初未知饭僧供佛之利，铣作大会，谓之结缘斋。其后效而作者，月月有之。荆湖之民，莫不向慕，波及蛮俗。丞相章惇，奉使荆湖，开梅山，与铣偕往。蛮父老，闻铣名，人人合爪，听其约束。梅山平，铣有力焉。湘南八州，岁度僧数百。当慧南盛化时，荆湖衲子，奔趋江南……以为古佛。"从上述来看，在新化的建县过程中，确实有和尚从中起了推动作用，但是否与常福寺有关呢？还无从考证。
那么，古籍中所述和尚之间，是不互有关联吗？笔者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和尚之间确有关联。
《佛祖纲目》、《续传灯录目录》、《五灯会元》等佛家典籍，记载了石霜楚圆禅师：又名慈明（-年），俗姓李，全州一读书人，22岁隐静寺出家为僧，游方到北方参访临济宗汾阳善昭获悟，在善昭那里服役七年，后以母老南归，先到道吾寺，次住石霜寺，又住南岳福严寺和长沙兴化寺。仁宗康定元年（年），圆寂于长沙兴化寺，时年54岁，建塔于浏阳石霜寺，因此称石霜楚圆。在石霜楚圆禅师以前，临济宗仅流传于北方，由于他的努力，遂盛于南方，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楚圆自三十七岁左右住持南源广利禅院以来，直至五十四岁在潭州兴化禅院示寂的近二十年弘法生涯中，所到之处，倍受礼遇，门下弟子分布在江西、湖南、浙江、广西一带，十分活跃。《续传灯录目录》载楚圆有嗣法弟子五十人，其中留有语录（语要）的十六人，与《五灯会元》卷十二所载楚圆法嗣一致。在有语录（语要）的十六人中，传、录齐备影响巨大的有黄龙慧南、杨歧方会两人，传录虽比较简略，但影响也很大的有道吾悟真、翠岩可真、蒋山赞元、灵隐德章等四人。另有三十四人无录无传，惟有名号，然观其号，可知其弘化仍在南方。其中一僧名号大罗永宁。
这个永宁是否就是常福寺的永宁和尚呢？应该是。一、常福寺开源祖师法号永宁，法名相同。二、纵观杨歧方会、翠岩可真、蒋山赞元等法师称号，均为地名加法号，而大罗，恰巧为常福寺所在地当地的古地名，罗坝峒、大罗坳（现名坳上）、大罗山（常福寺坐落在山脚）、罗画庙，一连串与罗姓或罗字有关的地名，恰好就分布在高平镇文章阁至车龙边的古村道上，地名相同。
三、时间吻合。楚圆禅师坐化于年，其弟子建寺正好处于唐末宋初，新化立县之前。
那么，开梅山的记载当中为何只字没有提到永宁和尚呢？这中间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法嗣不显。大罗永宁这一支，在高平周边方圆百里还算知名，但终究没出过高僧大德，不能将常福支派标榜史册。二、与正牌朝廷关系不够密切。前文提到，朝廷派和尚作为和善大使招安梅山，一为颖诠三人，一为铣。两个名字均与朝廷要员关系密切。颖诠为宁乡密印寺长老，曾为后来的丞相章惇兵败沩山时提供过食宿，雪中送炭，非同一般，章惇投桃报李，派颖诠招安梅山，建功立业，实属情理之中的事。
绍铣亦不简单。神宗熙宁五年（年）时，知武冈军并赴权邵州防御判官（相当于邵阳纪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的郭祥正，在《佛祖纲目》上亦有多处记载。
“郭祥正，字功甫，别号净空，母梦李白而生。皇佑四年（年）。守端寓圆通书堂，（郭祥正）时正任星子县主簿。往叩心法，迨端住承天迁圆通，正复尉于德化，往来尤密。”
这里说，郭祥正在年时，便是守端禅师的密友兼俗家弟子，法号净空。
“熙宁四年（年）三月，守端住白云，郭祥正自当途往谒。端问曰：牛醇乎。曰醇矣。端遽厉声叱之。正（郭祥正）不觉，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南泉大沩，无异此也。于是鸣鼓升座曰：牛来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东触西触。夜来枕上，作得个山颂。谢功甫大儒，庐山二十年之旧，今日远访白云之勤，当须举与大众请。已后分明，举似诸方。此颂岂惟谢功甫大儒，直要与天下有鼻孔，衲僧脱却，着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正（郭祥正）切疑，后闻小儿诵之，忽有省，以书报端。端答偈曰：藏身不用缩头，敛迹何须收脚，金乌半夜撩天，玉兔赶他不着。”
这里明确地记载了两个重要的信息，郭守正调任邵州防御判官兼知武冈军，从当途县（安徽东部）到海会寺（安徽省太湖县白云山麓）拜访师父守端，目的很明确，是去寻求师门帮助的：唐宋以来，佛教盛行，上至皇上，下至士大夫，多与佛教结缘，因此，寺庙成了大夫士子拉帮结派的会馆，守端承法于袁州（今属江西萍乡，古属湖南）杨岐山普通寺，师门关系遍布朝野。就是这一次，白云守端将郭祥正介绍至“南泉大沩”。
南泉，湘阴县古地名，兴化寺建于此。兴化寺，唐时名双林寺，宋初名兴化寺，年前后，黄龙慧南的弟子绍铣住持法度，年由普庵禅师便更名南泉禅寺。
大沩，大沩山，雄跨宁乡西北，北邻桃江，西接安化，密印寺建于此，唐代高僧灵佑（～）开宗立派，为沩仰宗（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初祖。据曾迪的《颖诠禅师与北宋开梅山》中记叙，关于颖诠禅师，清光绪《敕赐密印三修宗谱》并无多少文字记载，倒有一张画像，从画像得知，颖诠是邵陵(今湖南邵阳)人，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任密印寺住持，是黄龙慧南的法嗣，并有四句赞语：“卓荦法社，人中之龙，倒决优钵，滋润芙蓉。”
由此可知，郭祥正任职，是通过守端禅师做了充分的人脉资源准备的。守端是谁呢？《佛祖纲目》记载：“皇佑元年（年），方会示寂，塔于云盖，以临济正脉，付守端。”原来是杨歧方会的衣钵弟子，黄龙慧南、大罗永宁的师侄，密印寺主持颖诠、兴化寺主持绍铣、常福寺住持智高的师兄弟。
作为开梅山前线的军事主官，领导招安，是本职所在，因此，郭祥正利用永宁和尚与梅山峒主苏甘的密切关系，通过智高、绍铣、颖诠的联络，支起招安的桥梁。
三、永宁的师兄弟慧南（逝于年）与方会（逝于年）均已过逝，
估计永宁禅师也已老迈，难于穿梭高平至冷水江市岩口镇土主山梅王府的百里路程，只能幕后书信联络，弟子代为招安。这也是致使后世难闻其名的原因之一。如此推理，一切解释就比较顺畅了。那么，宋史中提及“惇以诏使往大沩山，使刘次庄因浮屠往谕其酋”的“因浮屠”，《长沙府志》记述“峒主笃信佛法，乃遣长老颖诠三人入峒说之”的颖诠，和《佛祖纲目》记载“梅山平，铣有力焉”的绍铣，是不同的三批次招安使，还是三个人组成的招安使团多次入梅山说峒主。
我认为，应是三个人组成的招安使团：一、三处提及，均言派遣人为“章惇”，开梅山部队的最高官员：经制章惇（钦命大元帅、相当于省委书记）、潭州知州潘夙（省长）、湖南转运副使蔡煜（财政厅长兼后勤司令）、邵州防御判官郭祥正（战区司令）。同一个衙门，不可能派出三批招安使，因此，肯定是一个招安使团。
二、《长沙府志》记述清楚，这个招安使团不仅有章惇、郭祥正等官方代表，刘次庄等民间名宿，还有一个“长老（和尚代称）颖诠三人”组成的和尚三人团，以章惇兵败时立雪中送炭之功的颖诠为首（章惇认可），绍铣（守端推荐、郭祥正认可）、智高（永宁法嗣、曾参黄龙慧南、峒主苏甘认可）为辅。
三、宋史中提及“因浮屠”，可理解为“因为永宁禅师与峒主苏甘关系密切，提高了招安梅山蛮的可能性”。这个“因浮屠”绝对不是《长沙府志》所说“峒主笃信佛法”。梅山文化研究学者鲁馨瑶在她的《章惇“开梅”——北宋诗坛悬挂的千古迷案》中说：据笔者穷20年的田野调查，不论是当今仍生活在梅山峒区域的古梅山23姓后裔，还是徙居西南各省和东南亚各国梅山移民后裔，至今“笃信”的都不是“佛法”，而是祖师“翻坛倒硐张五郎”。冷水江一带有句“老和尚念经、看牛伢子听”的歇后语，指的是对一件事“不知所云”，语源就是当年老和尚来招降之事。说明当年密印寺、兴化寺、常福寺的和尚们确实充当过说客，但没人理会佛法，而是尊重常福寺永宁禅师对苏甘的救命之恩。对永宁的尊重，由永宁乡这来由可见一斑：新化建县以后，峒主苏甘为纪念恩人永宁，且迎合朝廷期待梅山永远安宁之意，特要求以梅山之隆回乡，置换邵阳之高平乡，并改高平乡为永宁乡。
从以上历史事件来看，常福寺可以确切地推断，建于年之前，但准确地建于多少年呢？
从“常福寺”这个名称来看，隐隐有“常思福严禅院”、“常居福严禅院”或者“寺院鼎盛如福严禅院”之意。因此，可以断定出，永宁参楚圆禅师最后离师弘法的禅院为福严禅院。楚圆禅师于景祜二年至宝元二年（－年）住持南岳福严禅院法席。此时正是楚圆禅师的鼎盛时期，众多弟子在此期间参禅，并离开楚圆禅师往各地弘扬佛法，其中，包括影响最大的两弟子慧南、方会。既然，永宁禅师对福严禅院有着无尽思念、向往，说明他在福严禅院至少有1－2年生活经历。因此，可大体确定，常福寺始建于年或年。
梅山人重年关，可以设个假想：永宁和尚于年回家过春节，与一善主话家常，在谈到慧南、方会的出师弘法，瞬间生出了回梅山弘扬佛法的打算，善主也想效法山外，以尊佛法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便真诚实意地挽留，并赠送大罗山脚下的一处庄房，置了法器，于是，便有了常福寺。
呵呵，为方便常福寺的庆典，就拟以年花朝节为建寺之日吧。宋熙宁五年，开梅山建新化、安化两县后，朝廷为表彰“因浮屠”的功绩，便
褒奖常福寺僧众，在两县城各建一佛寺以为纪念：在新化的叫“承熙寺”(今上梅镇第三小学校址)；在安化的叫“启宁寺”。
江怀中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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